教育改革为民生，要走深走实

教育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双减”政策的实施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国要在当前开展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在奔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新起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育改革又与这一切有着怎样的联系？

“双减”政策本质上是一套组合拳。从2021年4月25日至2021年11月15日，我国相关组织、部门分别颁布以下通知、意见等文件：

《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

《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

《关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的通知》；

《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

《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

《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梳理发现，一系列文件的重点可归纳为以下内容：

——涉及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英语、日语、俄语）、物理、化学、生物的培训属于学科类培训；

——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无论学科类还是非学科类），而且严禁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老师要对布置的学生作业全批全改，不能要求学生自己批改作业，禁止要求家长批改作业，校外培训机构禁止给中小学生留作业；

——针对学科类培训机构，已有的要全部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不再开展新审批；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按照审批制重新办理手续；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外资不得对学科类培训机构控股或参股；从事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且须公示，但禁止培训机构从学校挖抢教师；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证件不全的机构或个人，不得以咨询、文化传播、家政服务、住家教师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禁止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对隐形变异违规培训行为加大执法力度；

——严格落实有关政策文件要求，不区分学科类、非学科类，要确保做到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网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居民区等线上线下空间不刊登、不播发面向中小学（含幼儿园）的校外培训广告；

——培训机构应落实自主管理责任，自觉按照“学科类”或者“非学科类”的相关管理要求，规范开展培训活动；

——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营利性机构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各地制定的浮动标准，上浮不得超过10%，下浮可不限；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执行；

——校外培训机构要加强自身党建工作。

以上述文件为基础，如果有一家校外培训机构要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开展学科类培训，它至少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培训人员具备教师资格但不是从学校挖来的老师；

必须是非营利性机构；

培训时间不能占用寒暑假和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不得公开做广告；

不能上市、进行资本操作且不允许外资参股或控股；

加强自身党建工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隐形条件，即校外培训机构的老师们不能是外国人，因为教师资格考试明确要求“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一系列条件加起来，即便教培企业还拥有继续深耕教育领域的勇气，中小学生们似乎也没有时间校外补课了。那么，给高中生补课行不行呢？《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指出：“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执行”。也就是说，面向高中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也要按照非营利性机构收费并且要受政府指导价格的限制、管理。

“双减”政策公开后，我们很快看到了教育板块发生的变化。那么，投身教育的企业没前途了吗？要弄懂这些问题，先要看清楚为什么中国要在当前开展力度强、规模大的教育改革。

追求教育公平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从国家发展与壮大的角度看，最理想的模式是每一位人才都身处自己应得的岗位，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但我们知道，所谓“投胎”与“出生”，并不固定，也并不世袭。换句话说，父母都是学霸或高级知识分子的，孩子不必然擅长学习，更不必然学业有成；父母学生时代都没有取得好成绩的，孩子也可以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教育公平要确保的就是，擅长科研的人可以经过良好教育走到科研岗位，无所谓父母从事何种工作、收入如何；擅长手工、制造的人走到制造业岗位，也无所谓父母的社会地位与财富。

如果没有教育公平，即便一个人天资聪颖、天赋凛然，最终他也可能无法走向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于己、于社会、于国家发展而言，都是不利的。

对个人而言，教育公平是一项基本人权，是我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它关系个人前途命运，对个体的上升和发展十分重要。义务教育要确保每个孩子都有学上、上得起学，要保障他们平等接受教育、平等发展的权利。可是，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富有家庭能为孩子争取更多学习资源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可能会面临无学可上的现象早已不再新鲜。与此同时，“天价学区房”“学校、老师调查学生家底”等现象不一而足。

越是如此，教育公平就越显得重要，“双减”政策也就越要得到贯彻执行。

教育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家庭减负，不仅为学生们减轻负担，也要为家长们减轻负担。

《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有些小朋友还在读幼儿园，却也需要在晚上10点以后背英文单词；有些小学生还是低年级却被父母要求学习编程；有些家长辛苦一年挣到的钱也不够支付一名子女的全年校外培训费用。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促进人类生命个体健康成长，实现个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高度转化，是帮助一个人成为对社会有利而非有害的“资源”。无论如何，它都与“攀比”无关。因此，当“攀比”风气盛行的时候，就需要国家出手加以制止和改变。

不仅如此，教育减负也与我国社会的人口结构紧密相关。

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较2019年减少113万对，连续7年下降；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自然增长率为1.45‰，创下1978年以来历史新低。适龄人群生育意愿普遍降低，不得不说与经济压力有关系：抚养孩子的重头戏之一是教育投资，但对一部分人来说，现有工资应对个人生活开销尚且捉襟见肘，更不必说其他。因此，“双减”政策的公布与实施，也有助于缓解家长以及将要成为家长的人们的压力，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双减”政策以及此轮教育改革的启动还有另外一个并不十分明显但仍然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中国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为此，我们需要从教育端去调整劳动力市场与人才构成。

实际上，前述逻辑一直贯穿我国教育改革整个过程。

1986年，新中国以立法形式确立普及义务教育制度，教育公平第一次上升为国家意志；2000年底，全国“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5%以下，中国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两基）；2007年，我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如期完成，西部教育实现历史性巨变；2011年，我国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

这20多年，是中国基础教育的规模扩张之路，也是我国享受人口红利、经济社会发展的腾飞之路。1987年-2011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几乎达到10%，2007年甚至超过14%。这期间，教育成为把沉重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的根本途径。

1999年至2012年的大学扩招，其目标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当时，国企改革带来大量下岗工人，若这些人进入就业市场与年轻人竞争，会出现恶性局面；而大学扩招会使更多人留在学校，减少当时的就业人数，降低就业压力，同时提升劳动者整体素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言：“教育是培养、训练劳动力和各种专门人才的劳动，它的基本职能是把人的劳动能力本身生产、训练、发展、维持、再生产出来。”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在逐渐衰减，必须向追求高质量和高效益增长的模式转变；必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以此为基础，国家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市场也要发生改变，即为了适应国内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现代化发展，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和技术能力需要得到明显提升。

有人可能会问，减轻学习负担和提升个人技能，两者不冲突吗？这就不得不说我国正在推进的职业教育改革。

2019年1月份，教育部指出，要对准教育事业发展中的“深”“难”问题进行改革攻坚，要深化高考改革攻坚行动，要培养产业生力军攻坚行动；针对后一点，主要任务是职业教育体系改革。

2020年2月13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布；2021年10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为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我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鼓励职业学校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公共实训基地；

——职业教育要与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紧密对接，优先发展与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相关的职业教育专业；

——保持高中阶段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大致1:1的招生比例，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逐步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与地位；

——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

——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禁止就业歧视，积极推动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这意味着，未来，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学生，在中考的时候会面对第一次“分流”，即大概一半的学生会进入普通高中，另一半进入职业高中。而随着“职教高考”的建立与完善，以后，我们很可能会迎来“双高考”时代。也就是说，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学生（职高和普高）将再一次面对“分流”：你可以选择参加职业高考，从而进入职业高校或普通高校；你也可以选择参加普通高考，从而进入普通高校或职业高校。各种路径将没有主次之分。

《意见》同时明确指出，到2025年，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到2035年，我国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因此，从此时此刻起一直到2035年，中国职业教育体系将会迎来规模扩张与质量飞跃的双丰收。

比体系建立更难的是观念改变。

目前，公众对职业教育存在严重偏见，认为去了职业学校不仅学不到知识还很容易沾染不良风气，读职业院校还不如直接进入社会。为了改变公众认知，让大家正确认识职业教育，未来我国可以从两端着手。

一端是将特定行业、岗位与职业教育挂钩，比如现代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某些课程与学习更多地在职业院校开展，或者将部分就业岗位与职业高考挂钩；另一端是鼓励、引导学校、家长、社会对中小学生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将“长大了你想做什么”以及与此有关的讨论、活动具体化、细节化。

可以发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减负与中考改革、职业教育改革相辅相成。学历教育不必然会让人们掌握更多就业技能，职业教育也可以帮助从业者迎来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伴随此轮教育改革的深入与推进，高中阶段教育将日益普及甚至很有可能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孩子会有书可读，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将会接受更专业的教育与培训。

“双减”政策抬高了教培行业的门槛，但对于那些仍然希望投身于教育的社会资本、私营企业来说，教育领域的大门其实一直敞开着。

编辑/谭冉